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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打开博客中国的首页，《雪灾凸显全球气候变暖是场最大的骗局》这个题目十分醒目，初看以为有人转述某个俄罗斯科学家的观点呢？却原来是一位网友的对当前雪灾的评论，只是这位网友性情太冲动了，以至于连最起码的气象知识都不顾了，看过之后真让人哭笑不得，如果特意为这位网友开个科普培训班实在是不值当的，不过推荐他看美国电影《后天》比较简便一些，但不能保证他是否能够看懂。

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科学精神，中国古代先人对直观的和经验的认识多过对抽象和理论的认识，对个案的讨论多过对类型化问题的关注，但凡议论起来往往是就事论事，毫不考虑与此相同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若是阅读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的文章，或是传教士写的报告和书信就会发现文章就如同科普报告，里面有很多对各类事物的分析和归类，各种动物和植物彼此的关系等等都说的有来道趣；相反，我们若是再看中国古人的文章，则偏重于表面现象，许多散文往往细致地描绘动物和植物的外在形态，很少探究其原理。我们后人在阅读古人的文章时也只注重于文辞的华美和典雅，而忘记了文章所能承载的知识。

近现代的中国打开了门户，虽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西方科学观念也随之传入，从基础科学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和社会的重新认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科学精神还是没有被中国普通民众所接受，人们接受的仅限于科学名词和科学概念。而一旦谈论起科学话题，感性的冲动又多过理性的分析，讨论起来不像是谈论科学话题，更像是妇人掐架，很热闹又不接触实际。

缺乏科学精神使我们很浮躁，深刻的科学原理不愿接触，连最起码的科学原理也不敢相信，又惧怕别人说自己是“伪科学”，就如同癔症病人一样，说不得碰不得。

科学是工具，不是目的。科学知识和理论理解起来也不是那么吃力，就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是起因，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冰河期的到来。在《后天》里观众也可以看到，由于气候变暖导致印度飘起了雪花，日本冰雹降临，最后北半球进入冰河期。而若说起过程稍显复杂，涉及到大气环流，大洋洋流的异常等等。现在，无论是电视还是报刊杂志都有大量的科普文章，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连这样最普通的知识都不理解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教育的质量了。

《雪灾凸显全球气候变暖是场最大的骗局》出现得很及时，它提醒我们，科普工作还要加强，科普的未来任重道远，那些专业的科技人员应该多做努力才是。

中国羽毛球总教练李永波对林丹在比赛中摔拍子的评价是：林丹没有做错，他受到了侮辱。似乎林丹受到了对手或对方教练的“侮辱”就该如此一般。别忘了，林丹这次比赛输掉了，虽然只是个超级系列赛，如果在北京奥运的正式比赛中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李永波还会这样说吗？

赛场上只以胜败论英雄，其余对失利不失志的个例的吹捧都是奥运宣传的资料而已，并不是奥运会关注的核心，自从职业选手被允许参加奥运会后，取胜就成了奥运会的主旋律了。任何一项体育运动莫不如此，取胜是参与者与观众共同关注的主题，为了取胜参与者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鄙薄的手段都被运用到了极致，即使事后被揭露也不在乎。刚刚被判刑入狱的美国女运动员琼斯只有在这时候才会后悔自己的行为，而在此之前她又在乎什么呢？否则她会使用违禁药品吗？

虽然人们常说：体育应该远离政治。体育的确想摆脱政治，特别是政治彻底影响到体育的时候。其他时候体育一刻也离不开政治，甚至体育比赛中也不乏政治中被滥用的鄙薄政治手段。“林丹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只是结果令中国观众狠不爽。“林丹事件”完全可以理解为林丹被李矛用政治手段玩儿了；而林丹和中国羽毛球队则希望用政治手段掩饰自己的失利。

如何理解李矛和林丹的冲突是政治手段的比拼呢？首先，李矛作为外籍教练需要用成绩巩固自己的地位，自己手下运动员的成绩是硬指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比赛中其压力比运动员更甚。正所谓“皇上不急，太监急”，在压力面前任何鄙薄的手段都是值得考虑的，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如果事情真像林丹和他的教练所说，不是裁判导致林丹的失态，而是李矛出言不逊导致的结果，那么李矛真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林丹恰恰上了他的当。不管李矛当时说的是什么，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激怒林丹，让他失误。既然比赛对手做不到，裁判也做不到，那么作为教练李矛只好亲自上阵了。结果如他所料，成功了。

林丹输掉了比赛，任何输掉比赛的运动员都无法恃功讨赏，因为他本就无功所恃嘛。但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也是很正常的，有意思的是林丹和他的教练也使用政治手段攻击对方，为自己开脱。林丹说：他若是个韩国人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个中国人，所以我就控制不住了。说的很好，这样很容易让中国球迷为他鸣不平，还会激起更多不是球迷的观众的“爱国激情”。

体育比赛比什么？是比赛对骂吗？是，也不是；是比赛阴谋吗？是，也不是；比赛少不了漫骂和侮辱，也少不了阴谋诡计，如果没有漫骂和阴谋那还是比赛吗？那还会引起公众更大的兴趣吗？但是，体育运动又是一项公平对抗，必须在公开公正的平台上进行，所以那些政治手段都必须在场外和台下发挥作用。运动员不是政客，也不善于搞政治，他们应该尽量避免被政治的黑手玩弄，这就是教练的职责了。林丹被对手的教练戏耍，林丹的教练该做什么？应该让自己的队员集中精力应付比赛，而不是像泼妇斗架一样撒野。

显然，林丹的教练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他应该预先知道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对策，防止自己的队员上当。对于观众，对于运动员和教练的上司来说，比赛中的胜利才是最希望得到的，观众看比赛不是看街头斗殴，你再有理，比赛输了，你就不对。

林丹比赛输了，他希望用政治手段为自己推卸责任也不会讨到什么好处。林丹和他的教练极力强调李矛是中国人，似乎对方就应该想办法让自己获胜才对。先不说这种想法很下作，单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单纯强调李矛的国籍是没有什么广泛意义的，毕竟中国体育中的长项不多，能够输出教练的就那么几个项目，更多的项目还要外籍教练帮助，如果单纯强调教练的国籍，恐怕中国的奥运战略早就泡汤了。另一方面，如果对方的教练是中国人，我们的金牌是靠对方教练耍手段取胜的，我们的队员是否还能享受获胜取得的快乐，也许球迷的漫骂就够他享受的了；而且帮助作弊的对手教练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恐怕他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谁会信任吃里扒外的人呢？除非，这个教练是中国队派出的卧底，可那样的话丢脸的可就是中国体育界了，这种消息传出去可比丢掉金牌还丢人。

我们是否希望体育比赛更纯洁，我们是否希望比赛更精彩，我们除了争取体育比赛远离政治外，还应教导我们的队员学会保护自己，保护自己避免对手利用政治手段干扰比赛，作为教练应当想办法保护自己的队员。在“林丹事件”中，如果摔拍子、拉架势打架是林丹的教练似乎更令人理解，只要让林丹不受干扰地进行比赛，他的教练做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场外“斗法”绝不能把队员牵扯进去。我们看到各种比赛中都有教练冲到场内与裁判和对方队员争论，最终被裁判驱逐出场的情形，很少有教练进去就为了打架的，更多的是向对方和裁判施加压力，同时又极力避免自己的队员受罚而影响比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林丹事件”中，李矛赢了，林丹和他的教练都输了。

如果把运动员比做孩子，那么教练就能比做运动员的父母了。一般情况下，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家长是让孩子而不是自己出面交涉冲突事件的，因为保护孩子不受干扰地正常生活是家长的责任。这次林丹输球就是他的教练没有尽到责任，从而让林丹不但输球还留下了心结，一旦林丹再次被激怒，同样还会冠军旁落的，即使在奥运赛场，那时中国队的损失可就大了。而如果在北京输球就更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了，因为北京奥运关系着中国崛起的政治任务，谁敢承担让中国失败的责任呢？

一般来说，电影故事为了吸引观众，往往让主人公紧紧贴近观众的感受，唤起观众的社会公平意识和正义感，让观众产生移情关注，即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观众与故事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观众既被主人公的事迹所感动，也被自己的心理体验所感动。而电影《盲山》塑造的主人公却与观众的感受保持距离，观众除了对主人公白雪梅的遭遇表示可怜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感觉，因为故事中的白雪梅并不可爱。

看过电影《肖申克救赎》的观众都有这样的感受：当主人公安迪从下水道钻出来时，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就像看到自己支持的田径运动员冲过终点或球员将球射进对方球门的那一刻是一样的。原因很简单，通过故事的演绎，故事主人公是个好人，是个值得信赖、值得同情的人。说安迪是个好人毫不为过，他甚至冒着被处罚的危险，主动为迫害自己的狱警申请避税；他还主动争取外界的帮助组织建立狱中图书馆，让狱友们获得学习的机会。安迪所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狱友的信任和支持，也获得了观众对其遭遇的理解和同情。在随后的电影情节中，安迪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安迪的痛苦就是观众的痛苦；安迪的快乐就是观众的快乐。

在电影《盲山》中并不缺乏增强主人公道德形象的因素，也不缺乏感动观众的素材，但导演都忽略了，以至于把观众的正义感都给淡化了，只会留下一句感慨：唉，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在影片中反面人物是谁？应该是人贩子，而这看不清说不准的人贩子被轻描淡写处理了，反面人物自然就是山里的农民黄德贵一家和全体村民了。然而，观众无法恨他们，因为他们不但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在对待白雪梅的态度和行为上也并非无理可讲的。更重要的是，影片中的农民形象更值得同情，他们受的伤害更大，这恰恰削弱了观众对同样是受害者白雪梅的同情。

影片对白雪梅的塑造是最大的败笔，即使导演一再强调影片的纪事特点也无法回避这一缺憾，因为影片中安排的巧遇太多，无法令观众相信这一切都是实际发生的。只能说导演的叙述不得要领。

前面说过，影片并不缺乏增强主人公感染力的因素，只是导演没有加以利用罢了。白雪梅被拐卖本身这一事件本身就令人关注，再加上被逼婚直至被强奸都让观众饱含眼泪，遗憾的是电影始终不给让观众眼泪流出来的理由。在白雪梅被困的时候，村里收费的人员来了，导演只关心白雪梅向来人求助，其实这是塑造白雪梅正面形象的绝好题材。农村不合理收费是很多很多的，农民们苦不堪言。但山里的农民不了解中央政府的农村政策，更不了解法律法规，无法抗争，也只有接受村干部的盘剥。白雪梅是山外面的人，即使她再不关心时政，对这种盘剥农民的行为也应有所反应。即使她不站出来为黄德贵一家争取正当权益，哪怕出个什么主意也好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个电视剧，里面说的是一个问题女青年上山下乡，她被人误解和排斥，村民们更是骂她是女流氓。但是，后面发生的故事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房东的女儿被村里的有权势人物迫害导致受伤濒临死亡，无钱治伤的农户只能叹息。前面还表现叛逆的问题女青年突然爆怒，冲到肇事人家里据理力争，狠狠打击了肇事人的气焰，不但挽救了农户女儿的生命，也为自己树立的正义的形象。

如果说白雪梅不为黄德贵一家解决问题是因为黄家违犯在先，白雪梅不帮助他们是故意不作为的话，那么帮助农村失学的孩子同样可以树立白雪梅善良形象的，但是，导演同样忽略了，那些失学的孩子被白雪梅当作外逃的工具，而他们的困境和他们的期望白雪梅根本就不予考虑，她考虑的只是自己如何逃离山里。但是，要想逃离山里的何止自己呀，那些受贫困和闭塞困住的孩子更想逃出去，甚至连学校的那个教师也不例外，白雪梅的高等学历让他们觉得目眩神迷，是高不可攀，他们企求白雪梅的恩赐，甚至想办法让帮她逃出山村，可他们能得到什么回报呢？那就是失去白雪梅对他们的积极影响，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所以《盲山》中最感人的恰恰是帮助白雪梅逃走的失学儿童。

对白雪梅的形象塑造最失败的就是对自己孩子的漠视。即使对黄德贵满腔仇恨，即使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怨气十足，但是每一个做母亲的只要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是不肯放弃的，哪怕是有生命的危险。母爱的爆发更能激起人们对母亲的强烈感受，牢牢抓住观众的心。但是电影《盲山》是怎么处理的呢？白雪梅在摆脱村民的追击时义无返顾地将孩子放在了地上，也许从导演的角度，白雪梅是为了体谅黄德贵一家对孙子的渴望，平衡黄家在失去儿媳妇的损失。这样也就足以说明自己逃出山村是合理的，但这样更渲染了山村农民所遭受的损失是无法回避的，值得同情和支持的还是那些农民，前面对农民非法和野蛮行为的渲染一下子失去了意义。相反，想博得观众同情和支持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冷漠的人，成了一个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局外人，当观众看到白雪梅冷冷地回望曾给她带来痛苦的山村的眼神时，在心中一片冰凉之际又不得不佩服——好一副铁石心肠。

导演在电影中特意强调的女大学生这一元素没有发挥任何积极意义，相反倒加强了反作用，白雪梅不是在遭遇困境奋争的青年，也不是被善良品格束缚手脚的无辜者，只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除了想赚点零花钱什么不关心的自私鬼，在她遭遇不幸的时候她也看不到其他人的不幸，她想到的只有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求别人帮助，除了作无法兑现的承诺外就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甚至不惜与人苟且，这无助于白雪梅的正面形象，似乎更像是为其堕落寻找借口。

长久以来，我们有些导演喜欢在影片中“揭露时弊”，控诉不公平的社会，但是从不就拯救他们指责的“破败社会”发挥哪怕一点点积极作用。而最不能令人接受的是，他们谴责的目标转了一圈总又回到受害者身上，而不是应该承担责任的那些人，这就未免过于滑稽了。

话说差不多两千年前，一天，在耶路撒冷狭窄的街道上，倍受侮辱与折磨的上帝之子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脚步。周围众多冷漠的中国人一边看着一边说笑，面对亵渎人类尊严的罪恶，没有人吭声，更没有报警。

等等——马上就有人出来说话了：你没昏头吧？说什么呢？观看耶稣受难并看着上帝之子被钉上十字架的哪有什么中国人呀，那些都是外国人。什么外国人？外国人会如此没有素质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也许在鲁迅写完小说《药》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就被烙进了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每当看到令人不快的事情，马上就能联想到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且这种劣根性只有中国人才独有，外国人都可以免疫。

不知人们是否记得，中国的家长总喜欢当着孩子与外人的面批评自己孩子有缺点，也不管这所谓的缺点算不算缺点，更不管这样批评孩子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家长普遍认为，这样可以表现出谦逊和教养，证明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都具有涵养。家长似乎从没有关注作为孩子所具有的尊严，家长让自己孩子在外人面前屈辱地低头；与此同时，家长还喜欢在孩子与外人面前夸赞别人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心里甚感自卑。

在谦逊和自卑环境成长起来的后来人很好地继承了前辈的传统，继续谦逊和自卑下去。虽然自卑，但很多人都把自卑的责任归结于外来因素，所以把责任无限扩大就成了最好的办法。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自卑，我自卑不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是中国人。在某著名高校，攻击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是很时髦的事情，在这所高校的职员和学生的意识中，随便哪个外国人都比中国人有素质，他们认为有素质的人多半不是中国人。

看不惯中国人成了某些人的习惯性疾病，同样的行为，外国人做了，那是潇洒，中国人做了那是无耻；对爱的直接表达，外国人叫做浪漫，搁在中国人身上就是无赖。外国人睡在公园的长凳上，那叫享受生活，中国如果如此就是缺乏公共意识；外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那叫张扬个性，中国人如此的话，那叫一个老土。总是全都是中国人的不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猛烈攻击中国人的人又都是那些如假包换的“中国人”，也许他们觉得，通过批评指责中国人的不是会无限提高个人的素质。

当面对歹徒抢劫和行凶，旁观者会做什么反应？也许只有中国人会认为上去制止歹徒的行为。可旁观者都是什么人，都是普通的单个个人，既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也不具备武力制服歹徒的能力，你拿什么去制止歹徒呢？没办法，也只好在脑海里逞把英雄了。而当警察请求旁观者作证时，我们连逞英雄的勇气都没有了，惟恐避之不及。可我们的社会舆论呢？则没完没了地渲染无人制止歹徒，无人报警，或是大谈英雄行为带来的麻烦等等，也不知道是在鼓励英雄行为，还是在恐吓众人。

在犯罪率高的国家里，公众舆论没有鼓励单打独斗与歹徒抗衡的情况，相反人们常被告知不要盲目反抗，而是记住歹徒的特征，等警察抓获歹徒后在法庭上作证，以此来惩治犯罪活动。即使如此，新闻里也不乏英雄行为的报道，一些轻微的犯罪行为被普通人制止，英雄行为也会大张旗鼓地被称赞。人们在称赞英雄行为的时候，并没有过多地指责周围其他人的沉默，因为面对暴力和强权，个人的力量会显得很渺小。

说到素质，有个有趣儿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向各位介绍一下，不知各位作何感想。我们到银行办业务，最烦的可能就是排队的人挤在一起，后面的人不断窥视自己账户的秘密了。前几年，国内银行开始推行三米线，但是也没执行几天就没有了，以后还是经历被受骚扰的银行之行。然而，就在拥挤的银行附近，另一家银行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到银行的人都在取号机前取个号，然后就坐在一边静静地等待，业务窗前除了正在交易的用户外没有它人，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平静而又繁忙，却从不拥挤和杂乱。

同样一批人，为什么在一家银行就疯狂地拥挤，而在另一家银行就很君子，按顺序交易呢？是因为他们一会儿很有教养，突然又会失去教养吗？不是的，个人的教养只保持在良好秩序之中，在没有秩序的状态下，个人教养不具备任何意义。

那个拍到中国游客在华尔街攀爬铜牛的人大概没有玩耍的童年，所以不知道玩儿是个什么概念。相信在华尔街上班的人没有攀爬铜牛的，除非他有精神疾病。而游客就不同了，在游客眼里一切都是可以攀爬的，金字塔可以爬，艾弗尔铁塔可以爬，长城可以爬，为什么铜牛不可以爬。攀爬没有什么意义，就是玩儿。这和国民素质有什么关系？指责游客素质低，是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认真的有些过分了呢？

当然，国内经常看到景区有禁止攀爬的警示牌，游客则是熟视无睹。指责游客不遵守规则是经常听到的事，有没有人关注环境秩序？在没有秩序的环境中，单单指责游客缺乏自律又有什么意义呢？有维持秩序的人在场，游客依然违反规则是需要制止和批评的，如果没有人维持秩序，个人的教养能起的作用依然有限。有人总喜欢拿在国内旅游的外国人做参照，别忘了，直到现在，外国游客在中国国内旅游仍然享有优先权，享有专用权，所以那些游客可以彬彬有礼、从容不迫。而国内游客则被受歧视和怠慢，不积极争取的话，就无法正常旅行，正常游玩。在众多游客心中，秩序必须有人维持，如果无人维持就必须尽快逾越他，否则机会就会擦肩而过，又有谁愿意放弃眼前的机会呢？

奉劝那些指责中国人素质低的人别再玩弄所谓的“贵族气质”了，应该多关注中国人的权利与尊严，当民众的财富和尊严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又何谈国民素质呢？那么又是谁参与了剥夺民众的财富与尊严的行为呢？那些具有贵族气质的人们，你们是否自省呢？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故事叫田七郎，有个财主主动找到田七郎，送来大量的米面财物。田七郎的母亲对田七郎说：我看来人气色不对，我们不能与之来往。田七郎说：母亲不必担心，对方是一片好心嘛。母亲对田七郎说：人家是富人，可以用钱抵偿一切；我们是穷人，我们只有用自己的性命去抵偿报恩。果然，在资助田七郎不久财主说出了实情：原来财主的父亲托梦，让儿子找个人去杀仇人，于是财主就想到了穷困艰难但富有正义感的田七郎。田七郎听到财主讲的实情，豪不犹豫地说：铲除邪恶理当一马当先，况且是为了恩人呢。田七郎马上就持刀赶去杀了财主的仇人，自己也献出了生命。

田七郎是个义勇双全之人，受滴水之恩便涌泉相报。但是，如果用田七郎母亲的眼光来看，财主显然施恩不在热心体恤穷人，而是设套拉人以实现个人的私立。财主有钱，可以摆平一切，可以处处显示出自己对别人恩重如山。而穷人呢？没有钱，如果不报恩就是忘恩负义，而拿什么报恩呢？只有一死以报之。我们若是从第三方的角度很容易看出，财主是用钱收买刺客报仇，但搁在田七郎身上就是报恩。

以私人的名义，以企业的名义搞慈善活动很容易被看做是功利主义的，和当事人获得的荣誉、地位和利益相比，用于慈善的那些钱真的不算什么，比广告便宜多了，而作用却不知大了多少倍。

热心慈善的人都不在乎名利，在乎的是自己心灵的平静。我们很难用功利的标准去衡量那些心怀善意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献给整个社会，用以回报社会对他的关爱，回报命运给以他的机遇。每个热心慈善的人也明白：自己不是救世主，无法用一己之力改变世界，自己能做的就是为整个人类道德大厦填砖加瓦。

但是，有人一方面施舍着“嗟来之食”，一方面指手画脚，对每一个接受资助的人评头论足，显然他把自己真的当成救世主了，以为只有自己才能给世人带来幸福，只有自己才是善良的化身，他太喜欢在感恩的声音中享受快乐了，可他忘记了，他的快乐是用钱买来的，不是自己用心换来的，他的快乐是不真实的，也是不长久的。

诚然，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从政府办慈善发展到社会办慈善，个人慈善正好是这一转变时期的补充。我们应该鼓励个人慈善行为，但这些行为应该被纳入社会办慈善的规则之中去，否则慈善行为就会越办越走样。而媒体也应该正确引导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只限于猎取噱头，哗众取宠。

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教导我们：人穷志不穷；当时，国家也很穷，但人们都重复这样一个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国家并不富裕，可对于贫困学生来说，上学还是可以减免所有费用的。老师经常嘱咐贫困学生，要感谢党，感谢政府，贫困学生都知道缘由，并不需要表示什么。现在，个人助学活动十分惹眼，那些被资助的学生被要求向资助者感恩，即使再不情愿也必须低下象征尊严的头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穷。

在艰苦的岁月里，穷困并不能压倒人的尊严，相反许多人都能在困苦的条件下谋得尊严和快乐。人们鄙视那些为获得享受而放弃自己尊严的人，认为他们是寄生虫和垃圾。新中国也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困难而怨天尤人，而是尽心尽力的为国家建设奉献自己的一切。

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的生活完全受控于政府的行政管理，生活基本保障、教育、医疗和就业完全都是政府协调管理，对于政府减免社会负担人民自然心存感激。一直以来，感谢政府成了社会宣传的内容之一，以至于人们在看到感恩的画面时都暗笑不止，因为那些被宣传机构设置的场景太假。人们相信感恩的事情是真的，只是形式脱离实际，宣传机构为了增强效果而使形式失去了感人的效果。即使如此，人们还是认为政府的救助行为值得感谢的，因为政府的救助行为使遭受困顿的人们获得帮助，使每一个人都感觉没有被社会抛弃，并在接受救助的情况下保住了个人的尊严。

计划经济时代过去了，那时候遗留下来的传统和习惯还保留着，人们把一切社会活动都与政府联系起来。比如股票的发行，虽然都是企业经营行为，可对许多老百姓来说，那是政府行为，买股票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人们既不知该股票与政府福利无关，更不知道投资有着很大的风险，人们因无知而显得无畏。

在经济活动中如此，在其他社会活动中也是如此。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由企业和个人组织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公益活动，这些本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是无可厚非的，活动的组织者自比化缘的僧人，说些肉麻的话也不过分，但是，若非要胁迫受助者感恩就显得不仁不义了。

资助贫困学生本是公益行为，若资助者认定自己是公益行为，那么就不应该向受资助者索要感谢，特别是通过宣传媒体进行宣传，否则就有炒作嫌疑，我们有理由认为某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通过公益为自己做宣传，有的就是商业广告。谁都知道，赞助公益广告的费用比之商业广告的费用要少多了。

如果像有的资助者所说，自己的助困行动是回报社会的话，那么他与贫困学生之间还有一个缓冲地带，那就是社会。个人回报社会，社会资助个人，个人再回报社会，这就形成良性循环了。让被资助的贫困学生感谢社会，感谢这个时代，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善行。若是非让贫困学生对资助者感恩的话，那么受资助者会认为自己不是感谢某个个人，而是向财富弯腰，是向金钱弯腰，而那些富人来的钱干净吗？

扎西达瓦的小说《格桑和她的弟妹们》里有个小贩就曾说过：“我不黑心能赚钱吗？我不拜菩萨能赎罪吗？”人们对富人存有戒心是有理由的，中国很多已经富起来的人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靠自己的努力发的财，更多的是发的不义之财。这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富人的道德定位，而这种道德定位自然也能扩散到贫困的学生们中间，在那些学生中，富人本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就因为他有钱并施舍了出来我就必须向他低头吗？看来人穷志就短、马瘦毛就长呀。由此我们也就发现，胁迫受资助学生向资助者感恩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什么了。

道德概念的形成来源于家庭，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和谐的生活。用金钱引逗贫困者低头是不道德的，而资助者以道德训导者的姿态出现，似乎又有越俎代庖之嫌，资助者应该明白，你的义务是回报社会，而不是挑剔某个社会成员，因为你不是上帝。

中国中央政府和解放军的原则底线是：只要台湾当局在政治或法理上宣布台湾独立，中央政府将采取“非和平”手段来结束国家分裂状态，这个“非和平”手段谁都清楚，那就是战争。现在，连任两届台湾当局领导人的陈水扁，眼看自己就要成为豪无政绩的退休政客，他千方百计要弄出点事情来，为自己扬名，而他剩下的最后机会就是宣布台湾独立了。

熟知台湾政情的人都知道，陈水扁是名出色辩士，但不是出色的政客，看上去更像一个跳梁小丑，而这个跳梁小丑真是胆大，总想在老虎嘴里练练身手，对他这样的无赖你又如何面对呢？最近，在陈水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之后，中央政府放出了狠话：陈水扁要为其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这无异于是最后通牒，实际上这完全是对台发动进攻的总动员令。我们不要忘了，当年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军进入朝鲜的声明也不过如此，但没人理会中国的态度，只有发现联合国军被歼灭了一大部才知道中国政府是从不食言的。

当然，中央领导人都拥有大智慧，会十分妥善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且声明中的“非和平”手段更像是一种威慑，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轻言战争的。作为一介小民我完全支持中央政府采取的立场，而且我坚持认为，台湾问题尚有很大的政治解决空间，即使陈水扁宣布台湾独立亦不宜战。

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相信中国民众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进行这场战争的，即使美国军事介入，即使有生命损失也在所不惜，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解放军必须保障最后控制台湾，否则，战争将会给经济发展正旺的中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也会使世界和平蒙上阴影。

不宜战的理由很多，我们只选最主要的来说：

1．世界经济出现颠覆性的乱局。虽然说中国的经济不能完全主宰世界经济的命脉，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确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来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中国的经济又严重地依赖出口，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就会陷入严重的衰退，人民生活也会倒退几十年。本来中国社会就潜藏着诸多矛盾，都被高速发展的经济状况所掩盖，待到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矛盾就会表现出来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更严重的是会威胁到中国政局的稳定。

2．东北亚的危机。台海战争会使周边国家也不能幸免，朝鲜与韩国也会再起争端、日本右翼继续做大，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干预会深入。东北亚会进入一场军备竞赛之中，东北亚将成为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

3．台湾的永久分离。我们相信解放军的能力，相信他们能够迅速控制台湾。但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如果美国干预了如何应对？如果以为美国干预就是轰炸天津、上海或是其他中国军事目标那就太幼稚了。美国出面干预的第一步就是封锁马六甲海峡、增加驻韩美军的力量，以强大的威慑力量逼迫中国停止战争。如果中国不从就对中国中央机构实施定点打击，彻底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要知道，在中国政治中中央的权威和力量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如果中央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中国的政局就会陷入一片混乱，“甲午战争”的噩梦就会重现，台湾很可能真的独立出去了，看看科索沃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了。

4．中国政局的变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危机状态下这种稳固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一九八九年就经受了一次考验，如果爆发战争就有一种选择，只许胜不许败，连维持现状都不行，这无异于一场赌博。否则共产党的影响力就会受到排斥，地位也会动摇，这是多数人不想看到的局面。

5．社会创伤的扩大。就解放军现在的装备和作战意图来说是无法做到零伤亡的，而我们知道，中国家庭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谁也不愿意自己的骨肉受到伤害，而战争又避免不了伤亡，结果会怎样？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国民对政府的期待将会转化为仇视和愤怒，在加上目前国内潜在的问题，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不战不意味着无所作为。

塞浦露斯土耳其共和国独立二十多年了，世界上只有土耳其承认其独立，至今其地位还是十分尴尬，他们若想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就必须与国际承认的塞浦露斯政府合作，也就是说它的独立也只相当于自治的地位。事实证明，寻求国际合作也是抑制台独的手段之一。由于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想搭上经济发展顺风车的国家都向中国靠拢，除了享受台独津贴的有限几个穷国外，其他国家都不会因为讨小便宜而失去发展的机会。但是，若中国的经济衰退了，他们倒会支持台湾独立了。

另外，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美国政府一直明确反对台湾独立，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美国一直声称反对两岸单方面改变台海局面就是拒绝台独的意思，同时也表明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也要进行干预的立场。那么，美国只要不承认，陈水扁即使宣布一百遍台湾独立，其现状和过去几十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有的只是陈水扁的一厢情愿而已。

从台湾内部和国内反映来看，大陆民众对台湾独立的字眼十分敏感，都以为只要一宣布台湾独立，台湾就永远失去一样；而对于岛内民众来说，独立不独立还不是一样，都是政客们玩的花样，生活好了政府就是好政府，生活不好了政府就是臭政府。而且大陆也是讨生活的选项，在台湾混不下去了，就到大陆去工作，还能享受优待。如果统一了，也许这种优惠就没有了；如果独立了呢？这种优惠也可能没了，还是维持现状最好。所以，在台湾真正支持台独的还是少数。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台湾企业在大陆经营活动越做越大，不但吸引了台湾的大量资金，还把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吸引到大陆，实际上大陆繁荣的经济已经将台湾的经济的精髓吸去了大半，过去台湾赖以自立的资本都不存在了，它还拿什么独立呢？独立已经成了政客作秀的题材，是一只政治杠杆。

中央政府手中的法宝是什么？就是保留采取“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这是让美国尊重中国政府，同时让台独分子寝食难安的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只要不炸，它就如同如来佛的手掌永远罩在台独分子的头上，台独口号也不过是一泡猴尿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总之，保持威慑台独就不可能得逞，而如果开战一切都难以预料。所以，我们应该慎重选择战争，这是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愿。

谁知道“彭宇案”的判决广受关注会激起多少人的感慨呀？几十年来，类似的案件何止千万？无论是公安、交通等执法机构，还是人民法院，无一例外地将救助者作为第一嫌疑人看待，最后的判决也无一例外地由被告负责。“彭宇案”如此判决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司法机关为了规避风险强行指认替罪羊。

无端受到侵害或是遭受意外，当事人都急于寻认责任人，一方面为自己的遭遇寻找借口；另一方面为自己遭受的损失寻求赔偿来源。此时的当事人可以说是非常盲目的，除非当事人亲眼看到肇事者，并将肇事者控制住，否则，当事人会随意指认他人为肇事者，特别是神智不太清醒的人更会如此。所以，在“彭宇案”中，老人指认彭宇为责任人一点都不奇怪。

而法院的判决也一点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太符合“常理”了，法院这样判决是不应该成为新闻的，法院不这么判决才应该成为新闻。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根本无法一一列举，以至于家里的老人常这样嘱咐自己的孩子和亲人：有老人倒地上千万别管，管了就是麻烦。所以，每每报纸的社会新闻栏目常有这样的题目：老人倒地不起，行人冷漠无人理会，而记者也少不了发发感慨：时风日下，天理何在？

其实，面对倒地的陌生人不予关注完全是社会问题，根本无关乎道德，而我们的记者和公众却只喜欢拿道德说事。对受危难人予以救助本是人们的本能反应，在熟悉的社区，或在路人不多的地方，当事人面对危机都会有积极的反应。但是，在人潮如织的街道，往往倒没有人愿意伸手了，看起来这是很怪异的事情，实际上都很正常。因为在人少的地方，或是熟人居多的地方，当事人的责任感会比较集中在自己身上，有时甚至会强迫自己去救助他人。但是，在行人众多的场所这种责任感被存在的众人分担了，所有在场的当事人都不会感受到任何的压力。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惯有行为方式：要谦虚做人，不要借机表现自己。这时，如果有一个人招呼一下，周围的人会有所响应的，人们等待的就是主动招呼的大家的平民“领袖”。

但是，在天大的道理面前就是有人不信邪，即使受了冤枉也不怕，发现有人需要救助就绝不犹豫。我们说，这样的人都是追求道德完善的人，是大大的好人。但是，遗憾的是，即使是这样的好人也避免不了受责难，受冤屈，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必须自己举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好人。好人都是很谦虚的，让谦虚的人去证明自己是好人还不如让他们承认自己做错事更痛快，因为他们会认为证明自己是好人的行为很虚伪，是要不得的。

作为执法机构，公安和法院都承受很大的道德压力，这本是很正常得事情，但是在政绩面前，在利益面前，他们总是把责任推向社会，推向任何一个可以帮他们摆脱困境的倒霉蛋身上。

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尊老敬贤的社会，老人在道德上有超强的震慑力，任何伤害老人尊严和利益的人都会受到不问原由的责难。当然，老人若是贤者自然应该受到尊重，若老人并非如此，人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就感慨过：人越老越不要脸。谁若是遇到林先生说的老人，就只有烧香拜佛的事了。

政府各个机构在涉及到老人问题上都头疼，公安机关也不例外。老人受侵害了，或是遭遇意外了，如果找不到责任人，政府和公安机关就如同肇事者一样，就成为老人指责的对象。同时，公安机关也不想下大功夫去调查事情的原委，总认为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倒不如随便指认个人就算了。法院也是如此，好象如果不这样判决，法院就是肇事者一样，于是就急于寻找下家，把责任推出去。

我们还注意到，法院的判决书中有“按常理”如何如何等词句，甚至在审理中违背了举证原则。我们不知道，法院判决是依据“法理”还是依据“常理”，如果只依据“常理”，那还找你法院吗？在街上找几个要饭的就解决了，穷人没有钱，有的都是“常理”。

“彭宇案”的焦点并不在彭宇是否真的撞到了老人，关键的是原告方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而法院则仅凭“常理”就认定被告有赔偿的义务，这是最为荒唐的。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们只有奢望彭宇真的撞到了老人，并且还公开撒谎，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强烈的谴责才是。可如果天不遂人愿怎么办？若事情并非“常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该为我们的人民法院担心了：天哪，这还是法院吗？不会是精神病院吧？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攻击、贬损中国人的德性成了时尚，每每以中国人在海外的表现为例证。这些与反省无关的言论针对的都是国内的中国人，并能引起强烈的反响，遗憾的是这样的言论显然很有市场，虽然例证本身值得怀疑，但这种言论总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就如同我当初看小说《荆棘鸟》时的感受差不多。

《荆棘鸟》是部文学名著，我当初是带着景仰的心情去读的，可在阅读中发现了一种十分熟悉的情绪，那就是“殖民地的宗主情结”。故事主人公生于澳洲，长于澳洲，按理说她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家园。但是，故事的主人公却极其看低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家乡，在她的言论与行为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英国的无限向往，并无时不以英国或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身边的一切，仿佛英国的苍蝇都比澳洲的苍蝇文明。

中国不是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但是百十年来“中国人”这个标识没有给某些人带来荣耀，这些中国人的自卑心态比之其他殖民地属民的心态毫不逊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极度自卑的人往往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用极其偏狭的视野看待身外的世界，然后把井底之蛙的见解加以渲染，并向周围的人群散播，而认同他们观点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哪方神圣呢。

在许多人看来，美国人该是很文明，很进步的吧？在这些人眼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非常令人向往的，美国就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嘛。如果你跟这些人说，美国人普遍不会吃西餐，估计他们不会相信，他们更不会相信美国总统不但不会吃西餐，而且连起码的宴会礼节都不了解，更别提英国皇家宫廷礼节了。如果一个中国人，或是中国领导人如此的话，一定会被讥笑为“土包子”，“小老坦”的，而且被定性为“缺乏文明素养”，或干脆称之为“缺家教”。可美国人则根本就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照样吃着快餐，在奥运会大把地拿金牌；举着枪到处去搜索“恐怖分子”。布什就曾经说过：要么跟我们一样，要么被我们改变。

但是世界并没有被美国所改变，尽管有好莱坞的逐步渗透，也有巡航导弹的“外科手术”，世界到处都有美国人留下的痕迹，但世界各国并没有成为“次美国”。既然如此，美国人的观点、美国人看问题的角度是否就必须是人类文明的标准呢？

其实，贬损中国人德性的既不是傲慢的英国人，也不是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而是那些有病态情绪的，不情愿作为中国人存在的“次外国人”，也就是说，对这些人来说，随便当哪个外国（当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啦，有谁愿意成为马拉维人或是西萨摩亚人呢？）人都比当中国人值，因为当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人中间享受优待。这些人似乎忘记了，正是善良的中国人保留的这种习俗，让他们这种病态行为可以招摇撞骗。换一个其他国家，外国人的身份就让你寸步难行，就别提招摇撞骗了。

我们可以这样问：谁更了解中国人？什么人才能真正代表中国人呢？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故事，这个故事也许会给我们点什么启发。二十年前，我和两位同学去北京游玩，在游览了潭柘寺后，我们想翻越山脊走回大峪。在山谷中有个小村庄，热汗淋漓的我们很想到村里讨碗水喝。当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一位大娘首先喊住我们，问我们累不累，并招呼我们去家里喝水。我们还没有说谢谢呢，大娘就把我们拉到屋里，给我们对好了温开水让我们喝，还拿出花生让我们吃。当我们千恩万谢地离开时，大娘甚至把我们送到了村外的山路上。我们虽然受宠若惊，但怎么也不理解大娘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经过几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走到了大峪。山角下就是好几排工房，我们又禁不住口渴，我们决定让一位女生去讨碗水喝。当女同学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时，良久才有一位中年妇女探出头，警惕地问女同学：“你找谁？”女同学说明来意，女主人用怪异的眼神打量了好一会儿又说：“你不去别人家，干吗敲我家的门？”女同学忙解释这是赶巧走到这里的，女主人就是不信。女同学又问能不能接点自来水喝，被女主人严词拒绝了。我们懊恼地走开了，而女主人还不罢休，跟着我们走到街口，在我们身后骂骂咧咧：“再来？再来就送你们去派出所，狗男女”。女同学愤怒了，没讨到水喝还挨了一通骂，就想过去评理，最后还是被劝走了。当时，我们也不明白，工房里的女主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现在如果回过头来评价我们遇到的两位女性谁好谁坏，恐怕我们依然不好界定，村里的大娘当然是善良的好人，令我们终身难忘，可工房里的女人也不是坏人，她完全有理由拒绝我们的要求，就想现在大多数父母教导自己孩子的做法一样。这不是她的人品不好，而是出于安全本能的考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品性和修养并不因为族群和地域而决定，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变迁而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不能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区分。在农村那样简单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都生活在彼此非常熟悉的社区内，人们相互信任，相互协作。对外来人也充满了善意，并希望通过善意的举动影响外来人。而在城市里则不同，在流动性很大的都市里，人们并不需要彼此熟悉，除非有必要的来往，否则一辈子不认识也是可能的，哪怕对方就住你的对面。

这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个人修养无关。社会的变迁造就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与他人近似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满足感。若脱离了这种方式，不但会错过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还会让自己显得另类，与周围人产生距离，令自己生活的满足感不足。这些问题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存在，不单单只存在于中国。

比如说着装，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人最常议论的就是飞机上的中国人，只要看到穿戴整齐的亚洲人肯定是中国人没错，男人是规整的西装，女人也是职业装。原因很简单，我们认为这样很体面，而别人则认为很呆板。相反，现在穿什么的都有了，甚至不穿什么的也有了，那些老外到觉得正常了。如果我们那些自诩文明的人总是喜欢以外国人的标准来苛求中国人的话，也许结果会很滑稽的。我们常看报纸上说男人光上身不文明，在公园睡长凳不文明，可我们要到西方看一下就发现，满街的男人光臂的不在少数，但他们依然属于“文明人”；在中国机场候机的外国人也躺在长椅上长睡不醒，没人说他们不文明。倒是许多穿戴整齐的人被称为不文明的，典型的上海“睡衣行人”，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卧室，中国人自己看着很自然，外国人看着很别扭。

我们要说，以外国人的名义贬损中国人的德性是很鄙薄的，很有点用马尿充啤酒的味道。其实，外国人与中国人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在相同的环境中都会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行为方式，就如同世上的乌鸦，我们知道乌鸦的羽毛是黑色的，不过即使乌鸦的羽毛改变了颜色，他还是改变不了乌鸦的属性。显然有些人以为能够改变这种属性，他们以为自己身上多了几根白色的羽毛自己就不是乌鸦了。我们必须提醒他，虽然比乌鸦多几根白羽毛的鸟改名叫喜鹊了，可DNA却显示出他们都是一类的鸟，如果不信那就叫几声听听。

研究评判古人未尝不可，毕竟学术研究更多的是针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但是，研究和批评应该遵守必要的学术规则，因为你所批评的古人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了。你可以通过研究和批评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通过曲解古人思想，污蔑古人形象来做秀，更不能像泼妇般满口粗话，这样的文字和语言不再是学术研究和讨论了，只能被认为是娱乐活动。

近日看了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一虎一席谈》，那次节目是讨论一篇古文在中学教材中存留的问题，删除派和保留派的态度都很明确，而且表现出没有商量的余地。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大家可以各谈个的，谈笑间“古人如同重返人间”。可是，结果不是这样，双方更像是拉开阵势打嘴仗，火药味儿十足。从电视效果上看，这样展开话题也未尝不可，这样可以提高电视收视率嘛。从道理上讲，删除派考虑的更广泛，论点也更有深意；保留派的观点则有些虚伪，有些说法也觉荒唐。但是，从现场的效果看，观众和旁观者会倾向于保留派，因为保留派是在讲道理，而删除派是在骂人。

普列汉诺夫在一篇批判文章的前言中特别注明，他要向论辩的对手表示歉意，因为当他的文章将要发表时，论辩对手不幸故去，对方无法再反击自己了。也就是说，面对死人，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不对称的论战，当然是我们说什么就算什么了，可如果我们就满足于这样的论战胜利，我们未免也太幼稚了，要知道，漫骂古人是很幼稚的表现。

我们只要稍稍留意就会看到，到处都有类似的文章标题，有人骂孔子；有人骂庄子；有人骂诸葛亮，还有人骂不那么古老的名人如鲁迅。既然是骂，言辞就无所顾忌，说什么的都有，完全可与街头妇人对骂相媲美。有意思的是，连普通老百姓都喜欢大谈中国是礼仪之邦，现在舆论也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而我们那些被尊为“精神贵族”的学者们却在破口大骂，不免有点太煞风景了。

古人无法为自己辩护，却不乏追求者和拥护者。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是，现代人诠释的古人与古人自己并不是一码事，古人立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先亮明自己的观点，然后用自己的观点去争论、去批判，甚至去骂人都可以，何必把已经被曲解的古人夹在中间呢？这是不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呢？

我们不能否认现在人比古人聪明，善于从结果去推导事情的原委，毕竟我们谈论的都是历史，我们可以发挥自己超凡的想象力去虚构历史的其他结局，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接受存在的历史结局，尽管我们有时并不情愿。

如果我们不接受现实怎么办？骂呀。可若想骂人最好骂活人，就好比在街上有两个人对骂，别人会很有兴致地去分辨谁对谁错。试想：如果一个人独自在街上骂人，而他身边又没有别人和他对骂，结果会怎样呢？围观的人可能会新鲜一会儿，相信人们很快就会散去，谁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因为谁都清楚，和精神不正常的人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足球场是个世态万花筒，人间万象既可通过足球场来呈现，足球场也上演着了人世间最生动的戏剧，譬如假摔。如果足球场上的球员为了骗取裁判的同情和支持还尽量把“假摔”摔得更像真摔的话，那么，媒体炒作话题的“假摔”则更像是故意让别人识破似的，“纸包子事件”如此，“后母虐女事件”也是如此，当事人只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不是像球场上的球员那样把“假摔”摔得更像真的。

炒作话题的媒体承受着受众娱乐化的压力，无论报刊的读者还是电视的观众，人们更倾向于娱乐话的内容，生活娱乐话，文艺娱乐话，甚至政治也开始娱乐话了，娱乐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媒体对各类事件进行娱乐化炒作就是为了迎合公众的需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娱乐化炒作恰恰唤起了公众的良知，尽管许多人事后感到受骗了，但呼唤正义的经历还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以至于人们很快就原谅了制造“假摔”故事的当事人。

应该说社会娱乐化是对政治高压的一种反动。在非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公众无法通过严肃的方式、合法的途径参与政治生活，于是讽刺、调侃政治的舆论便应运而生，人们通过无关痛痒的娱乐方式来拿政治开玩笑。比如在中国某市，市领导的业绩和个人形象都很糟糕，于是市民就拿本地的特产说事，把有关的市领导编成本地特产之一，人们在说笑之余表达出了对某些政治决策人的不满。

中国与国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国家的政治主要反应国民与中央政府的矛盾，而在中国，国民对待中央政府态度比较和缓，甚至可以用融洽来形容，而对次等政府的态度又可以用极其不满来表示。无论是省级政府、直辖市政府，还是地级市或县级市，政府的工作都遭人诟病，没有几个是令人满意的，于是就出现了只有中国才有的独特政治行为——上访。所有上访的人都认为，中央政府是最讲道理的，是最能体会老百姓的疾苦的，希望中央政府为自己伸冤，或是主持正义。

正由于人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人们就想方设法需求平衡通道，足球场就是人们宣泄不满的通道之一，互联网也是如此。曾经以为网上骂人的帖子都是网友有心而为，为此我曾竭力想多做些解释，比如关于中日关系问题。后来发现，网友的漫骂和足球场的喧嚣别无二致，网友不是想和你讲道理才来骂你，他就是想骂人，很不巧你成了他发泄的对象，如此而已。前不久还有人大谈网络文明，就和媒体曾经大谈足球场上文明叫好一样，是很愚蠢的想法，没有人愿意到足球场的看台上接受再教育，他们去就是为了享受去的，当享受变成受罪时，你还要强迫人家继续忍受吗？难道人们在生活中忍受的挫折还少吗？难道人们不需要发泄吗？于是，骂街就成了中国球场上的政治晴雨表，如果球迷骂的少了，那是政治形势不错，老百姓在给政府面子；如果骂声不断，肯定人们心中怨气太大的缘故。

如果连足球场都要被限制的话，人们就只有通过娱乐来发泄不满了。有人认为新闻娱乐化是媒体故意所为，是为了争取阅读率、收视率。其实不然，新闻娱乐化是大众的需求，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假新闻所做的回应。新闻媒体对政治假新闻都以习以为常，那么他们认为在社会新闻上玩点“假摔”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和制造政治假新闻的考虑不同，那些编造社会新闻“假摔”的人在假新闻中都故意露出破绽，让受众怀疑其做假，从而最后让核心事件被社会公众所关注。换句话说，如果以真实的内容报道的话，受众没兴趣；如果以“假摔”方式报道的话，受众会因为自己受到欺骗而愤怒，从而将事迹的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而且人们都会全程关注这一事件，这样报道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这种“假摔”式的报道是需要代价的，不但公众会逐步淡漠，而媒体主管部门也会跟国际足联一样，对“假摔”进行严厉打击的。但是，就像球员能够得到球迷的支持一样，当“假摔”新闻拥有广大的受众时，谁会在意那些处罚呢？毕竟“假摔”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呀。

据最新消息报道：经过瑞金医院副院长袁克俭教授和医务处等专家的联合会诊，初步诊断小慧患有肺炎、脊髓病变、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贫血、褥疮和二度营养不良等病症。报道特别提到：瑞金医院的影像学检查显示，小慧的脊椎存在严重病变，但没有骨折迹象。也就是说，女童现在的这种状况是否外伤尚难鉴定。但是，稍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能够集多种病症为一身的情况只有爱滋病患者做的到，爱滋病病毒通过侵害人体免疫系统导致人体感染各种疾病。如果上述报道属实的话，我们就不排除这样的判断：江西女童现在的体征是爱滋病发病的结果。当然，我们还是期望江西女童没有感染爱滋病。

江西女童受到关注是由于“受后母虐待”，我们听到太多后母的故事了。记得小时候邻居大娘经常坐在一起聊天，主要话题就是“后母故事系列”。后母给我们小孩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当母亲责打自己的时候就喊：“后妈打人啦”。母亲当时的愤怒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琢磨：母亲在打自己的时候和后母有什么区别？打还不是都打，轻了重了又有什么区别？直到今天我还没弄个明白。我似乎只明白一点，那就是家长经常会把自己的孩子视自己的财产，自己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外人是管不到的。看电影、电视中欧美国家的家庭十分重视爱的教育，而中国家庭只重视“规矩”与免责，使孩子感受不到家的温暖。能感受的不是被严格限制就是肆意纵容，孩子很少能够与家长在感情上有所交流，更谈不上教育了。虽然中国家庭很重视“规矩”，但孩子很少从家长那里学到“规矩”，因为很多家长就不遵守规矩。

当家长忙于工作时，孩子被忽略，因为家长太忙了嘛，为了生计，不得以；家长闲的时候，孩子还是被忽视，家长忙于应酬呀，像什么牌局呀、酒会呀什么的。家长的眼睛似乎总是看不到孩子期盼的眼神，让爸爸、妈妈和自己玩一玩，讲故事，开玩笑似乎都是孩子们的奢望了。

当孩子上学后，家长可以为孩子选择学校一掷千金，却无法和孩子一起感受学习的压力，更有甚者，在学校学习的基础上，家长还逼着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之类的活动，好像孩子就是一部机器，不往死里用就对不起自己的投资一样。而孩子的健康呢，就是被忽略的地方了。对于孩子家长来讲，孩子健康的标准就是不生病，而身体各项指标就不必在意了，而心理健康就更是被忽视了。

如果忽视心理健康对于家长还说的过去的话，忽视孩子身体健康就不应该了，显然江西女童的身体健康就被忽视了，以至于被发现时已经病入膏肓了。当然，女童引起公众注意是因为“受到了后母的虐待”，如果能够将女童的生命挽救回来，其后母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虽然，其后母一再为自己辩解，她的丈夫和邻居也为她作证，但她没有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是不容争辩的，她辩解的是自己“没有虐待孩子”。她到底虐待孩子没有，需要医生和警察经过调查后才能知晓。我们疑惑的是，为什么孩子病到这样的地步才被送医院呢？

公众关注这件事是因为“后母虐待孩子”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可以唤起多少人对往事的记忆？对虐待孩子的家长进行谴责也是肯定的了，可这对那些忽视孩子存在的家长们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对那些把自己孩子视为自己财产的人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个家长残害自己亲生的孩子，逼迫、折磨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阻拦只须一句话就生效：我们家的事你们别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少年保护法》还有许多被忽略的角落，我们是否能够弥补其中的缺陷呢？

江西女童被人关注是因为“家庭暴力”，而中国许多孩子遭受的更多的是“软暴力”，是被忽视，或是承受高强度的精神压力等。江西女童很可能也是这种“软暴力”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她因为被忽视而导致病情的加重。如果仅仅是忽视孩子的病情，很可能会救了那位后母，而且会使公众的关注度减轻，令人担心的，如果江西女童患的是爱滋病，人们将如何面对呢？

只要查看各门户网站新闻栏目有关日本地震的读者留言，其文字令人汗颜，恨人不死的说法有之；幸灾乐祸的说法有之；更有弹冠相庆者，好似前线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敌人被消灭多少多少一样。是中国人冷血吗？不是；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吗？不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隔阂，是因为流言者多数久困于电脑前，家人朋友尚不多接触，更别提外国人了。再说了，留言者并不代表多数普通中国人。

隔阂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即使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还有代沟的隔阂呢，那么地域间、民族间，甚至国家间的隔阂就更加常见了。不光中国的青年人如此，美国、日本的青年更是如此，这些久困于电脑前的青年人非常喜欢利用语言进行挑战，然后激起各自好斗的愿望，在网络上发挥各自所长进行一次次的非现实的争斗。

人们都是渴望沟通的，现代科技发展的初衷都致力于人们交流范围的拓展，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技术进步使人类交流空间无限扩大，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个人的空间在缩小，人类的孤独感也在蔓延。网络聊天、手机短信等简便了熟人间的语言沟通，也扩大了与陌生人的隔阂。看看各聊天室的流言就可以发现，网友间彼此的谈话90%都是无聊的废话，目的就是在于设法找到彼此谈话的契合点，直到有一天彼此建立起了信任关系，谈话的内容才会有实质性的内容。尽管网络聊天充满了欺骗，由于多少网友心里都有所准备，这种“欺骗”，并不会造成社会问题。

独处与谈话的随意性使网友发言变得无所顾及，各种偏激的语言也就随处可见了。没有了身处众目睽睽下的压力，也没有上司、警察的监视，任何狂躁的语言都可以说出来。应该说，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拥有了彼此沟通的通天塔。但是，只要我们不是共同聚集在一起，这种沟通就不是健全的，因为我们在拥有说话权利的同时，却失去了听的耐心，我们甚至不愿意再思考就脱口而出了。

回头再说说日本的地震。1923年，日本曾经历了一场受灾剧烈的“关东大地震”，震后的大火几乎毁掉了整个东京。当时中国民间捐助活动十分踊跃，各界纷纷解囊向灾民捐助，当时影响力很大中国文艺界更是不遗余力，梅兰芳等人还组织专场演出进行募捐。要知道，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的伤痛未愈，割让台湾的耻辱还埋藏在中国人的心中，但并没有影响到中国人民帮助日本灾民的愿望。也许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更能体会天灾人祸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以面对灾难就能感同身受，于是向灾民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隔阂让人们在判断问题时带有偏见和狭隘的意识。911事件突然出现后，就有一些人欢呼雀跃，引起美国民众的极大反感，更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口实。要知道，有的美国人恨不得把911事件得责任扣在中国人头上，甚至把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也强扯在一起。这是哪跟哪呀？这不是玩“红色警报”，这是恐怖袭击，而且在这次恐怖袭击中中国方面的损失仅次于美国。面对这样的灾难，我们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如果乐见日本地震灾难的那些人是出于对日本战争期间的行为的仇恨的话，那只能说明这些人有着一种弱者的心态。我曾说过，在许多国人心目中日本尚未失败，中国也还没有取胜，中日国更像处在战争状态。实际上，许多国人的心结在于，在密苏里军舰上参加日本战败签字仪式的是国民政府的代表，不是新中国的代表。应该举行一个新中国人民政府参加的受降仪式才觉得过瘾。这些朋友似乎忘记了，新中国政府是可以继承国民政府历史遗产的，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等。国民政府所签定的条约和文件新中国人民政府一样享有其权利，条件是新中国人民政府承认这些条约和文件。

日本已经战败了，中国是个战胜国，我们不用重复这些历史事实，日本人也不会否认的。如果我们连认识这些事实的勇气都没有，就难怪我们老是逼日本政府认错呢。可日本毕竟是个主权国家，他不是你的邻居他二哥，你想让他道歉他就道歉的。正因为我们没有认定日本已经失败，所以日本就有日本败于美国而非败于中国的谬论，且不说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就说二战的盟国关系也能证明，日本是向所有盟国投降，而不单单是美国，日本这种挑选战胜国的说法是十分可笑的。

既然我们胜利者，就应具有胜利者起码的心态，别那么小家子气。过去中国经济不富裕，以嫉妒的心态看待日本还情有可原，现在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强大到别人都害怕中国了，如果我们还是满腹委屈似乎就太可笑，也太危险了，谁都可以怀疑，中国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那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则是大大不利的呀。

我相信，那些发表极端言论的人只要和众人有乐广泛的接触，与外国朋友有了联系，那种极端言论就如同泡沫般消失掉的。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是偶然重复？还是惯性使然？也许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谜题。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策划了一次规模庞大的远征，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整个世界。成吉思汗对这次远征不是没有顾虑的，南面的金国久攻不下；西南的土谷浑也是攻不可破，也只有在西面进行突破了。可西面是国土面积庞大，军队众多的花拉子模，能有取胜的把握吗？成吉思汗的商队带来情报，西面大片的草原适合蒙古骑兵的冲杀，剩下的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借口了。

借口很快就有了，成吉思汗的商队遭到花拉子模边境警戒军官的屠杀。更令人气愤的是，派去交涉的官员又遭到屠杀。成吉思汗不再犹豫了，他向长生天起誓，不消灭敌人誓不罢休。于是，成吉思汗点齐二十万精兵，带着蒙古人特有的营帐出发了。行军的速度是缓慢的，但是确是扎实的。只要不离开草原，蒙古人就感觉没有离开家乡，因此行军与逐水草的迁徙生活没什么两样。

蒙古人向花拉子模进军的消息早就传到了花拉子模，当时花拉子模的总兵力在四十万上下，只要动员及时，足可以把蒙古入侵者吃掉。但是，花拉子模苏丹穆罕默德权衡了多日，感觉庞大的国土哪里都可能是蒙古人的突破口，而蒙古人从哪里突破都会引起灾难性的打击，动摇己方的军心。更主要原因还在于，花拉子模刚刚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许多地区或是刚刚被征服，或是刚刚被收编，政令既不统一也不通畅。劫杀蒙古商队显然不是苏丹的主意，但祸以惹下了，也只有硬扛着了。怎么办？穆罕默德苏丹做出了一个奠定败局的决定：各自为战。所谓“各自为战”，就是各个城市、各个军事首领自己想办法抗击蒙古人的进攻。穆罕默德则带着近卫军跑到远离战场的帝国西边地区静观事态变化。

蒙古人来了，战斗空前惨烈。在撒马尔罕、在布哈拉、在玉龙杰赤，蒙古人都遭到顽强的抵抗，几乎都到了无功而反的地步。但是，孤立的据点在没有援军支援的情况下是无法长久支撑的，而蒙古人则更像是在家乡打仗，战斗一结束就回到自己的营帐休息，家属会奉上可口的食物，吃完饭就躺在毡垫上休息，等休息好了又上战场了。

布哈拉，最勇敢的城市，在蒙古人攻破外城后，市民和军人退到内城又继续坚持了三个月，直到最后被彻底攻破。成吉思汗在布哈拉最大的清真寺发表了他最著名的讲话，声称自己就是“上帝之鞭”。

穆罕默德苏丹的各自为战失败了，蒙古人各个击破，攻取了花拉子模所有的重要据点，被屠杀的军人和居民更是有五百万之巨。最后，穆罕默德苏丹自己也在蒙古人的追击下困死孤岛。

七百年以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皇军也如法炮制了蒙古人的奇迹。日本皇军面临的中国以远非当年的大清帝国，长期的内战消耗着国力，经济实力大减，更严重的是军阀割据导致政治、经济极度混乱。据统计，一九二八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有80%被充作军费，可以想象，中国的经济如何发展？

即使如此，日本政府对与中国作战仍然犹豫不决，于是日本财阀就怂恿关东军进行战争挑衅，进行战争冒险。而日本政府则手举两把刀，一把是指向关东军高级将领的，只要战争失败就拿他们当牺牲品；另一把刀则指向被侵占的中国国土，只要日本皇军胜利了，日本政府就趁火打劫，绝不漏空。

军阀割据、政党纷争，中国自己人之间掐的满热闹，谁也不关心日本人的罪恶企图。当日本挑起战争后，为了不影响剿共，身为国家领导人的蒋介石命令东北的中国军队不抵抗，因为中央政府没有与日军交战的开销，全部军费都用于内战了。

与日本倾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战争相比，中国抗日武装则单薄很多，不但政治上孤立、财力单薄、装备方面更是无法与日军相比。如在古北口作战的中国军队竟靠冷兵器取得了一场惨烈的胜利。尽管如此，抗日的队伍依然十分活跃，以不怕牺牲的精神顽强抵抗日军。冯玉祥的抗争是孤立的；宋哲元的抵抗也是孤立的；一二八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也是孤立的。即使“七七”全面抗战后，各个战场也缺乏配合，孤立的战场一个一个地崩溃。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扭转孤立抗战局面的竟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贸然把美国拖入战争，也把分裂的中国各个抗战力量聚集在统一的旗帜下，这就注定了日军在中国国土上战无不胜的日子结束了，日军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据最新披露的资料证明，日本天皇非常后悔与中国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毫无获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让日本承受战争失败的结果。

历史的事实证明团结与分裂的力量是有天壤之别的，张开的手掌远不如握起的拳头力量大。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国家分裂使中国的各种对外政治策略大打折扣，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国家统一的必要性了。